新教的兴起之从路德到加尔文 |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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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是从抗议而来，但其起源十分复杂，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神学诸方面。我们了解新教，更多时候会下意识地将之与其代表人物联结到一起进行梳理，今天的麦格拉思亦然，他比较简明扼要而又清晰地梳理了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的小传，读来一目了然。

“新教”（Protestant）这个词被广泛地用来表示16世纪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来说出现的基督教形式。这个词需要某种解释，因为它不是特别有益于理解。

这个用语来自于斯拜尔议会（Diet of Speyer，1529年2月），这个会议投票决定中止对德国路德宗的宽容。于是同年4月，有6个德国诸侯和14个城邦抗议这个压制措施，决定捍卫良知的自由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力。

“新教”（Protestant）就是从这个“抗议”（protest）而来。因此，把“新教徒”这个词用于1529年4月前的个人，或者将此前的事件看作是“新教改革”的构成部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准确。对于此前在维腾堡和别处（如在法国和瑞士）出现的改革派别，文献中常用“福音派”（evangelical）来指称。

尽管“新教”常被用来指称这段更早的时期，然而，严格来说，这种用法毕竟存在着时间上的错误。而“福音派”这个词一般来说要更准确、更有帮助些。 

新教的起源十分复杂，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和神学诸方面。例如，人们经常提到，新教对于16世纪兴起的中产阶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能为这个阶级提供传统贵族掌权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机会和地位。同样，新教的一种形式能够为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所接受，部分地是由于他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罗马控制的教会。

因而，一方而不能说新教的起源完全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宗教的原因在其形成中确实具有核心的地位。

为了探讨新教的起源，或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考察其三个代表人物：路德（1483-1546）、茨温利（1484-1531）和加尔文（1504-1564）。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对这个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路德最初想学习法律。他先是在著名的经院哲学重镇爱尔福特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学习。但似乎是在一场激烈的暴风雨中经历了某种创伤之后，他决定进入爱尔福特的一个奥古斯丁修道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教士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神学学习和在修会不同位置上的服侍后，路德于1511年在新近建立的维腾堡大学取得了教职。

作为一名圣经研究教授，路德开设了一系列有关圣经书卷的课程，包括《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正是在这些有关圣经的课程中，他似乎经历了某种神学上的转变。

这个转变的本质确实比较复杂；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它主要集中在称义这个教义方面，即涉及人们如何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这个问题。路德早期的立场似乎一直是，这种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能够通过人的行为来达到。换句话说，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成就某些特别的事情，从而摆正与上帝的关系。

然而，路德后来发现这种理解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大约是在1515年的某个时候（准确的日期仍有争议），路德已经明确，这种关系只能由上帝来建立，因此它应被看成是上帝的恩典，而非人的作为。在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这个问题上，路德观点的转变成为他开始从事教会改革运动的基础。

或许在这个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步就是1517年10月31日他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这些论点主要是针对出售赎罪券。它们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以至于路德的名字很快就广为人知。紧接着在1519年就进行了莱比锡大辩论，当时路德和艾克（（Johann Eck）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其中包括教皇的权威问题。

次年，路德发表了三篇主要的改革方面的著作：《对德意志贵族的呼吁书》、《教会被掳巴比伦》以及《基督徒的自由》，从而把对教会与神学的更新和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些都给当时的教会掌权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对当下教会的某些信念和实践进行改革，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

不久，路德的思想就在西欧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在英国的大学城剑桥，就有一个小组定期聚集来讨论路德的著作。这个以其常聚的酒吧命名的“白马”小组包含了一些将来要对英格兰16世纪30年代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然而，改革运动同样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包括瑞士，爆发出来。瑞士改教家茨温利在瑞士东部教区就任教职之前，曾在维也纳和巴塞尔的大学接受教育。其间他对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特别是伊拉斯漠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产生了有必要对当时教会进行改革的信念。

1519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城就任教牧职位。他利用这个城市的主要教会大敏斯特教堂的讲坛来传播改革信念。最初，这里的改革主要涉及教会的道德改革。然而，它很快就发展到对教会现行神学的批评，特别在圣礼神学方面。“茨温利派”这个词专门用来指这样一个与茨温利相关的信念：基督并不临在于圣餐之中，圣餐最好被看作对基督之死的纪念。

在第一波改革过去之后，一场新的运动出现了。加尔文属于第二代的改教家，他更关心的是巩固宗教改革的观念和实践。

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巴黎东北的努瓦永（Noyon）。他开始受教于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大学，随后转到更具人文色彩的奥尔良大学，在那里学习民法。尽管他最初倾向于学术的生涯，但他在20多岁时经历到一种生命的转变，引导他更多地参与到巴黎的改教运动中，并最终被迫流亡巴塞尔。

第二代的改教家比第一代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对系统神学著作的需要。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看到确实需要一部能清楚地阐明福音神学基本思想的著作，这些思想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能够反驳来自天主教的批评。

1536年，加尔文发表了一本名为《基督教要义》的小书，共有6章的篇幅。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加尔文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加添新的章节，重新组织材料。到这本书出最后一版的时候（1559年），它已经成为四卷书，共80章。第一卷讨论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及其对受造物的主权。第二卷讨论的是人类需要拯救，以及这个拯救得以成就是借着基督作为中保。第三卷论述救恩为人类所据有的方式。而最后一卷则讨论了教会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尽管人们时常认为预定论是加尔文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实并非如此。似乎支配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唯一原则是，一方面要忠于圣经，另一方面则要达到最为清晰的表达。

在1536年初结束了他在努瓦永的事务后，加尔文决定要在伟大的斯特拉斯堡定居下来，以从事个人研究。但不幸的是，当时从努瓦永到斯特拉斯堡的直接通路，由于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间战事的爆发而被切断。加尔文不得不绕道日内瓦，它最近已经从其邻近的萨伏依公国独立出来。

日内瓦当时在法国人法雷尔（Guillaume Farel）和维若特（Pierre Viret）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有争议的改革，由于刚刚驱逐了该城的主教而正处于一种混乱之中。他们听说加尔文来到该城时，就要求他能够留下来，帮助这里的宗教改革。他们需要有一位好导师。加尔文勉强答应了。 

他试图为日内瓦教会在教义和纪律上提供一个坚实基础的努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后，事情在1538年的复活节终于达到了顶峰：加尔文被驱逐出这个城市，前往斯特拉斯堡避难。

在比其预计的时间晚两年到达斯特拉斯堡后，加尔文开始努力地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他连续地写出一系列重要的神学著作。由于任该城讲法语教会的牧师，加尔文也亲身经历到一个改革宗牧师在实践上所遇到的问题。他与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塞（Martin Bucer）的友谊，也使加尔文能够提出他对城市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思考。

1541年4月，加尔文被请求返回日内瓦。在他不在期间，这里的宗教与政治情况日益恶化。市政请求他返回，来恢复这个城市的秩序和信心。重新返回到日内瓦的加尔文，面对现在的处境，是一个远比他在二年前要更有智慧和经验的年轻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经历使得他现在对教会本质的思考具有了新的现实主义色彩，这在他随后关于这个领域的写作中反映出来。

到加尔文1564年去世前， 他己经使日内瓦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以他的名字为人所知的改革运动中心。加尔文主义现在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重要意义的思想运动。

（摘自《基督教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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